例如，明明同属法律规定的优先资助对象，行政机关却在评定过程中对其中的某个科研项目给予了差别待遇，那么这种行为就涉嫌违反了适用层面的平等原则，属行政裁量违法。

[26]在改革实践中，有些事项只是一种改革实验，尚不具备启动修法、立法的条件，立法者可以主动授权执法者在特定时期暂停实施某一特定法律法规，或者某一特定法律法规的某一特定部分或某一特定条款。党内法规虽然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硬法，但它属于规范国家治理行为的重要软法。

[18]尽管在一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程中，国家的发展也走过弯路，遭受过挫折，但那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当时党和国家政策、路线背离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造成的问题，也是当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完善导致的问题。公共图书馆共藏书9.7亿册，总流通人次7.45亿次。判例的直接效力仅及于法院，但对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进行国家治理亦有一定的约束力。其次，在执法方面，我国推出了一系列为民、便民，有助于公民权利有效实现的改革措施，如行政审批制度的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增长到2017年的76121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7.7%。

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称为判例法，对今后本级和下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有法律约束力，相当于硬法。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二)宪法政策性条款效力的落实与实现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其规范效力发挥的路径和方式与一般法律是不同的，特别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特点，以政策性条款的形式，对规范国家整体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也作了一些政策性的规定。

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将其视作为宪法的第三种结构。这些路径和规划本身，就是设定国家和政府在落实教育事业发展政策方面的责任。此外，国家目标之于国家权力的义务规范属性，也可用来论证对公民进行规制的国家公权力行为的合宪性，为环保法治的展开提供正当性论证。如已立法而抵触国家目标时，则属违宪。

这样，立法者就拥有了较大的立法定夺和决定的空间，在一般的违宪审查理论中，这种要求国家履行积极义务不属于违宪审查的范围。三、如何看待宪法政策性条款的效力 宪法政策性条款作为特定的宪法规范，自然有其应有的效力。

例如，公民的健康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但这项权利的实现，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16]又如，关于环境权入宪问题，也是近年来讨论比较多的问题。(一)宪法政策性条款自身的规范效力 政策性条款入宪的目的，就是将一些重要的具有指导和引领意义的基本政策规范，纳入宪法层面，成为宪法规范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宪法政策性条款自身的规范效力，必须从宪法规范效力的视野加以考察。

二、如何厘清政策性条款与相关宪法规范的关系 宪法政策性条款赋予国家承担责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我国宪法序言对此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宪法须纳入授权国家介入社会生活的新式规定，宪法不只是以政治秩序为中心，还被当作一种国家目标的设定，以此表明社会能够组织的方式，以及社会可以发展的道路。尽管在如何落实这一责任方面具有立法裁量权，排除合宪性审查(或称违宪审查)，但国家法律(包括国家政策)在原则和内容上不得同宪法政策性条款相抵触，这一点正是宪法政策性条款作为合宪性审查标准的依据。

因此，我国宪法政策性条款不仅规定了国家发展的目标，而且规定了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而应当承担的责任。(三)规范性 最能体现政策性条款作为国家责任属性的，就是它的规范性了。

宪法政策性条款赋予国家权力行使者责任和义务。因此，目标与责任的一致性，可以说是政策性条款纲领性功能的一个突出特征。

这些有关政策性条款表述虽然程度不同，但都明确了履行相应责任的行为规范，具有宪法上的约束力，明确了宪法责任的内涵与要求。这也是宪法规范效力发挥的法理基础。因此，一些政策性条款同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对应的，宪法政策性条款通过明确、具体的要求，为相关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使用了宪法基本国策的概念来加以区分。不过，当时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并不突出，环境保护的问题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类是属于要求性的，如采用举办、安排、实行、提高、加强、改善、改进、完善等词表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对此作出一系列安排布局。对于这一点，也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其认为国家政策入宪的实质是国家责任的扩大，国家不仅需要被动地履行消极责任，而且必须主动采取行动，才能促成纲领性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也是国家责任扩大的过程。

笔者认为，宪法政策性条款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该类条款明确了国家在落实相关政策方面应承担责任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的程度不尽相同。[9]就基本内涵而言，这里说的基本国策同笔者于本文中探讨的宪法政策性条款应该是一致的。

[18] 总之，政策性条款作为我国宪法的特殊条款，将国家政策纳入宪法，明确了国家责任，协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和国家任务提供了有效的政策保障。因此，宪法政策性条款就其属性而言，属于一种责任性条款。

如前所述，宪法政策性条款都是同国家责任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通过政策性条款的规定，赋予了国家权力行使者特定的责任。在如何看待其效力发挥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例如，目前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学方面的研究，较多聚焦于所谓的环境权问题，很少从政策性条款的视角去研究，而宪法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就是政策性条款的落实与实施的问题。

从我国宪法文本来看，这种规范性的表述大致有以下几类：一类是属于倡导性的，如采用提倡、进行、鼓励、推广、推行等词表述。宪法政策性条款作为国家责任的实现方式，同样也在相应规范中得到体现。

二是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问题是，在我国的政治语境里，关于基本国策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或者说，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国家权力是宪法政策性条款的基本保障。到了20世纪以后，工业化与战争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证明，古典的国家理念只不过是天真的理论预设。

最后，宪法政策性条款拓展了公民权利的内涵。从宪法政策性条款的内容来看，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方面的政策，这些也正是公民权利实现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与保障。许育典就认为，对立法权而言，立法者若未制定法律，型塑国家目标的内容，并不直接构成违宪，但仍应积极促成立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未来目标的追求是同特定的国家责任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在明确未来目标的同时，就相应地赋予了相关的国家责任。

因此，宪法政策性条款应当属于基本国策，也就是说，只有在宪法中得到确认的政策性条款，才能够称得上是基本国策。[2]但从宪法条款的属性而言，这些观点所指称的宪法条款方都属于政策性条款。

这些政策不仅是国家根据宪法施政的基本依据，也是进行相关立法的主要依据，这些规范本身是高度政治性的。[7]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性条款作为国家责任条款的宪法属性，是由我国国家政治和宪法发展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政策性条款作为宪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效力的发挥从总体上说，是依托于宪法规范本身的，即具有最高层次的法律效力。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